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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欣赏(五)

admin

9 月 20, 2023 #版画百科

革命人物版画:怒潮-抗争/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愤怒-抵抗》李华,1946年

与此同时,定义现代版画运动使命的“公共”作为概念性的历史主体,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展开而不断被取代。 现代版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32年6月在上海出版的《现代》杂志第二期刊登了胡一川的《闸北山水》。当年5月《现代》创刊。 它是“一月二十八”淞沪抗战后兴起的一本具有广泛影响的主流文学杂志。 《闸北山水》作为现代木刻出现在这本全国发行的杂志上,意义重大。 一年后,即1933年5月,叶凌风为杂志编辑了一套《中国现代木刻选》,并以插图形式出版,其中有夏鹏(姚甫)的三幅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是《应该》。是胡一川的《上前线吧!》 ”(1932年)。这套版画的出版可以说是为1935年元旦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木刻联展”做好了舆论准备。

图像和木刻作为媒介,有两个特点:一方面是日常性的,另一方面是具有实用价值的。 在实际应用中,它也服务于两个任务,一是连接人,二是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木刻”成为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器物。

革命人物版画:码头工人/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码头工人》,江枫,1932年

1931年充满自我意识的现代版画运动的异军突起,与1928年以来的左翼启蒙运动密不可分。新启蒙运动对社会阶级和阶级对立的强调,对艺术与政治关系的阐明,它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描述使年轻艺术家不仅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有的艺术理论和实践,而且发现他发展了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他的新概念——黑白木刻。 1930年“西湖十八画社”的分裂,是新启蒙运动浪潮的结果。 1931年的“现代木刻研究会”可以看到不同艺术媒介中社会经济地位的对立,从木刻的审美效果中看到新的主体意识的表达。 展现了木刻青年的新发展。 从艺术理论中获得的见解和信心。

革命人物版画:失业工人/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失业工人》,胡一川,1932年

左翼启蒙运动与现代版画运动最关键的联系,是从1928年下半年开始,倡导现代木刻的鲁迅的积极引进。荀子直接将他形容为“醉眼”的“封建遗民”,是现存文学体系的既得利益者。 然而,鲁迅和文化左派很快就殊途同归,于1930年3月共同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28年,当他遭到左翼的疯狂围攻时,鲁迅并没有只专心翻译坂崎贵穗的《近代美术史动向》,创办《奔跑》杂志,系统了解左翼文论的来龙去脉,也开始计划彻底介绍西方现代木刻。

革命人物版画:怒潮-挣扎/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愤怒-奋斗》李华,1946年

1929年3月,鲁迅自费出版《现代木刻选集》第二卷时,强调“力美”是木刻的主要审美特征,并感叹:“但力美未必是木刻的美”。和我们一时一样,眼睛合适,现在流行的装饰画,多是瘦肩美女,瘦佛,解散的构成主义画,只有充满活力的作家和观众,才能诞生“权力”的艺术来吧。恐怕‘顺其自然’的画面在一个颓废而狭小的社会里很难生存。” 在随后的一系列文章中,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对木刻青年给予了不懈的支持。 鼓励他们创作“刚健、清晰”的木刻,因为这是“新青年的艺术,好的公共艺术”。 (《无名木刻集》序)》

革命人物版画:到前线去/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上前线》,胡一川,1932年

鲁迅在木版画中看到的是新的艺术形式、新的生产和传播方式、新的艺术家类型、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新关系。 木刻视觉语言的稳健性值得推广,因为它与大众审美情趣格格不入,因而令人震惊; 这种“力量之美”符合这位年轻的、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对现有艺术体系、规则和标准的反应。 挑战的组合不仅带来审美经验的颠覆(“雅俗之交”),更表达了新的历史现实和意识(“现代社会的灵魂”),因而“受到大众的拥护”。 (见鲁迅《《全国木刻联展画集》序言)。 当鲁迅把木刻定义为“好的公共艺术”时,“公共”不同于“社会”。 “社会”可以是“颓废而渺小”,也可以是愚昧而冷漠。 它往往是一个被动的、残酷的、可鄙的、可怜的、与自身截然不同的客体,而“群众”则是一个主动的、可塑的、具有主观意识的历史创造者。 。 对如此大的历史主题的表达和认识,是左翼启蒙运动的根本动力之一,也是现代版画运动的核心诉求。

革命人物版画/

中国革命时期人物版画《饮》1941年,李群

从“十八届美术社1931年学习展”展出的《饥饿的人们》,到1932年的《闸北风景》,再到《上前线!》 1933年出版! 》。 胡一川一方面展示了日益成熟的木刻表现手法,另一方面也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观念飞跃。 从《饥饿的人民》中对贫困无助的“穷人”的同情描绘,到《闸北风景》中对国难中惨遭杀害的“同胞”的无声哀悼和愤慨,再到《到前线》线!” “同仇敌忾的‘人民’动员起来,呼喊着冲出画面,冲向抗日前线——这三幅作品完整概括了现代版画运动第一阶段所关注的主题发展的历程,如何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艺术的演进所带来的“大众”的不同想象,以及艺术家与“大众”关系的变化。

以“木刻”作为命名方式,似乎也让人回想起传统艺术形式的更新。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木刻真正发挥作用的“前线”有着不同的情况,这也给了木刻除了技法和时代的召唤之外更广阔的存在空间。